前些天看到一则新闻刷屏：微软执行副总裁、百度前总裁陆奇先生，作为YC 中国No.1员工，宣告YC正式停止运营并退出中国市场。陆奇也顺势推出自己的新基金“奇绩创坛”，以此接续YC中国创业加速事业。我在8月下旬，杭州西湖区某著名创业园运营负责人在向我咨询创业孵化器如何才能摆脱二房东的穷途末路时，我向其深入介绍、分析了我对美国YC模式的看法，并推定未来不久，陆奇先生大概率将为YC 中国的业绩不彰而背黑锅。没想到，远未到盖棺论定成败之日，YC中国就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匆匆撤离。我们注意到，陆奇先生在宣布成立“奇绩创坛”新基金的同时，宣布除了继续面向种子期和天使期项目开展孵化事业之外，新基金还同时面向A轮项目开展投资。这是否意味着陆奇先生本人，通过将近一整年的YC模式中国本土化实践后，产生了能否持久性成功的疑虑？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陆奇可能大概率否定了YC模式在中国获得原本期望的比较大的成功可能性。

YC模式中国化，在过去10年，自李开复泊来YC模式到中国北京落地之后，国内众多创投界人士就接踵试水，但都反复被证明水土不服：孵化业绩要么限于一城一地一时，如北京的AA加速器，要么大张旗鼓开业，却不久偃旗息鼓而转战沙场，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YC美国于2005年，以4个创始人团队开始，发展到2018年底二三十人的团队规模，却已完成上千家创业公司孵化，造就十数家的独角兽公司，而其中最为知名的被孵化超级独角兽公司是Air bnb.。YC自身的价值已水涨船高，超过200亿美元。YC模式的巨大成功，总是引得中国后来者前赴后继。

YC模式为什么能在美国混得如鱼得水，而在中国却屡屡折戟沙滩？要深度解剖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YC美国的模式本质。关于YC加速器模式的介绍，网络上有很多解读文章，但大多都不着边际，听风便是雨，未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多数文章认为，YC是创业培训学校。这是典型的看到某个穿着袈裟的光头人物，就大喊活佛驾到的逻辑。诚然，YC的CEO经常在加速器内为创业者讲授创业通识知识，也被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聘请去讲授创业系统化课程。YC还经常邀请创业有成者、天使投资人来为入孵的项目开展特约讲座，以传道解惑。但是，如果把这些表象看成YC得以获得成功的商业本质，就显得似是而非。从商业盈利模式上看，YC是通过投入少量资金、提供免费工位，通过高价值的创业辅导来换取被孵化项目的少量股权（一般是3%左右；通过跟投、附加性投资，可占到7%左右的股权比例），通过帮助受孵化项目，实现后轮融资，并逐步出售股权获得收益。单纯从获取收入的模式（盈利模式）来判定，YC美国，是彻头彻尾的种子或天使投资的玩法。从YC选择入孵项目的手法上看，从最初的400个申请项目中挑选8个（50:1），随着知名度提升和品牌的确立，逐步发展到后来的平均每100个申请项目中选1个（100:1），甚至几百个项目中挑1个的高严标准挑选出优秀项目。做个比喻，这比清华、北大、浙大挑选优秀高考生还要严格。这也是常规的天使投资机构在“投”阶段，普遍采用的淘汰项目逻辑。

因为“名师出高徒“的前提条件是先有高潜力的优秀选手存在。不同的是，长久以来，美国的早期投资机构，很少有“管”的独立部门和专业的“管”的服务。而YC的颠覆性成绩，也恰恰主要来源于他的以“管”为核心的创造性做法。从大到公司发展战略、产品战略、合伙人及股权架构梳理、调整，小到产品体验、营销模式、营销策略、营销路径优化等等方面，YC美国都提供咨询辅导。每2个创业导师为一组，同时服务15个项目，平均每周在同一个项目上花费的时间达到半天，帮助创业项目分析遇到的问题、帮助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性质，与传统的管理咨询机构提供的服务非常类似。只不过，后者收取昂贵的现金，前者收取微量股权。YC美国能提供的非常出色的价值点还在于：其在帮助受孵化项目获得后轮融资上做得非常到位：对内，从帮助创业者确定合适估值，到指导撰写BP、打磨路演技巧、融资谈判策略等等面面俱到；对外，做好项目特色点宣传，过滤和邀请足够多的天使投资人在DEMO DAY当日挑选项目并下单投资，确保被孵化的创业项目大概率获得融资，同时，也是为YC自身占有的股权顺利‘退出“铺平道路。从一级股权投资机构的“募、投、管、退”四个基本职能模块来说，YC在一开始时，并没有“募”资开展这项创新业务。因为他的创始人Paul Graham，在此之前是一个完成B轮并购退出的成功创业者，自己已实现财富自由。而YC在最初只面向8个项目孵化加速，Paul Graham个人解囊，能轻松完成对寥寥数个种子期项目的少量资金投入。

中国的投资机构，往往只有“募”和“投”两部分。少数机构，对“退”也开始重视起来。但几乎没有一个A轮及之前投资阶段的投资机构，设立了独立运营的“管”的部门。这大概与中国人喜欢从易处着手，追求“短、平、快”的商业价值观密不可分。因为“管“，相对于”募“和”投“来说，难度最大，平均摊算到每一个项目上，所耗的时间、精力也远多于”募“和”投“。但最难做的事情，也往往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要想对早期创业项目实现有效的”管理咨询“，自己没有深入的、主导性成功创过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便自己成功创过业，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创业经验，升华为一般性跨行业、跨产业适用的理论认知，他的个人成功创业经验就很难指导更多项目少犯错误而加速成功；更难跨经济周期地将创业管理咨询发展为一个事业。以成功的创业者且能将成败创业经验升华为一般性创业理论者作为YC的核心领导者，正是YC模式得以持续成功的基因所在。创始人Paul Graham自身符合这样的胜任力模型，他选择的继任者Sam Altman也是如此。但纵观过去10年，中国本土的YC模式模仿者或引进者，都不具备这样的胜任力条件。更加糟糕的是，YC美国得以大获成功，有其自身的“天时、地利、人和”助力，但中国的追随者们不具备这样的幸运的外在条件：1.天时者，YC美国抓住了美国互联网创业的后半段10年（2005-2015）长周期的创业黄金期，这对YC自身的成功非常重要。但中国的追随者大多在2010年之后起步，到了2015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机会就基本收尾了，而寄以厚望的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却步履蹒跚。而且，2015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还遭遇了两度股市崩塌，殃及一级投资市场的结果是，接盘早期投资的力量越来越微弱了。2.地利者，美国本土拥有非常通畅的创业项目退出通道：有专为科技型创业项目和股权投资通出设立的非常成功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还有司空见惯的每年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次的中大型企业并购中小创业企业的退出途径。中国直到2019年7月，才推出对标纳斯达克的科创榜，而并购还没有成为中国中大型企业的战略性习惯。

美国2011年就因为《乔布斯法案》的推动实施，让自然人天使投资人队伍从几拾万量级，一下子跃升突破到百万级，但中国的有财务能力做天使投资的富人们，直到今天，还是一天到晚琢磨着如何从楼市中多套现点钱出来，然后大把大把地投向海外楼市。以种子期孵化为主的YC模式，没有庞大的自然人天使投资人入场接盘，是YC中国化不成功的最主要外因。可以用“人和”不备形容。YC美国树立起“少量资金投资+贴身全程创业咨询辅导+成功创业者、投资人现身说法+免费工位”换取少量股权的价值大旗，能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是因为得益于美国盛行的移民文化：不论在美国的东、南、西、北、中，只要创业者看到这样的价值感召，就总是随时准备搬迁到YC所在的硅谷，一展人生抱负。但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国度，即使离开老地方一个整月，都有太多的羁绊。更何况，地方政府出于GDP考核的需要，总是穷尽各种留人、留项目手段，固民于故土，让创业者很难脱身。这就导致一个重要后果：当李开复们拉扯大旗要开展YC式创业孵化后，外地优秀项目赶着应招者寥寥。这使得在“投”的阶段，所能备选的优秀项目数量，比起美国YC的选择余地来说，就矮了一大截。再加之，中国还没有孕育出可以直接接盘种子投资的足量的天使投资个人群体，使得DEMO DAY当日，能进入现场的有决策权的自然人投资者比例很低，能在当日被决策投资的项目数量和比例就更无法与美国YC比肩了。2019年11月17日，YC中国举办的DEMO DAY，22个项目上场路演，到11月21日陆奇宣布脱离YC中国而独立运作“奇绩创坛”为止，仅有1/3左右项目拿到TS。这个“退出”成绩，较之YC美国往往在DEMO DAY当日，有十几倍、几十倍于项目数量的、有投资决策权的被严格筛选过的自然人天使投资人入场，导致几乎所有项目被一抢而空，形成鲜明对比差距。

中国缺乏移民文化支撑，以及中国的自然人天使投资群体还处于孕育早期等外在客观原因，意味着照搬照抄美国YC模式，注定难达善果。美国YC模式的商业本质是出色的种子投资，以“管“和”退“为核心竞争力的领先商业模式创新。而其成功的内在主要原因，则是基于CEO的胜任人选，及”投“、”管“、”退“的价值链条成功搭建。中国要在种子投资阶段，出现类似于美国YC效果的机构，需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才能破除安土重迁的”文化固疾“。此外，还要能有效孕育出足够量的自然人天使投资人群体。而这，靠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个人很难实现，需要政府积极创造政策条件培育，以及各地天使投资人协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尽早到来，如是，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高质量腾飞之幸，也是中国创业者之幸。